集权所产生的后果，与掌握这种权力的人或者机构是如何产生的，没有关系。

（二）指正是程序瑕疵矫正方法多元化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指正，还应将其置于程序瑕疵矫正方法多元主义的背景下来观察。这是本文最后要完成的任务。

本案法院认为：《福建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对村民建房规划申请不予批准的，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镇乡人民政府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8  参见雷磊：法律程序为什么重要：反思现代社会中程序与法治的关系，《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第323页。法院认为，这种做法使原告有合理理由怀疑被告对其申辩未予认真考虑或复核，简单而不妥，应予指正。崔卓兰、刘福元：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内部控制，《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有些程序瑕疵虽然会对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权益带来一定影响，在一些案例中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影响，但利害关系人对该程序瑕疵带来的不同结果表示认可或者没有异议，如果采取其他矫正方式反而不利于利害关系人之权益保障的，法院会以原告对程序瑕疵之认可或谅解为由予以指正。

归纳起来，既被指正又被确认违法的程序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种：[71] 第一，超过法定期限作出行政行为或者送达行政文书的。在田顺英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中，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引用法律条款不够具体。1953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还将作为附录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凡写有"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删改为上述那样的、或与之类似的提法了。

毕竟"我们"与"人民"是两个词汇，两者既有重合的部分也存有语义上的细微差别。如，宪法有关国家机构的第18条的表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五、文本的关键词 在党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草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又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由于不设国家主席，草案对一九五四年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作了相应的修改。13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

"革命委员会"是宪法在"党的一元化领导"语境下创设的一个新概念，它来自这样一种政治实践：1966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规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对这三个宪法文本的细心阅读就会发现，宪法虽然都表达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指引性，但表述所在文本位置以及表述的方式是不同的。

因此，"政府工作报告"的开头部分做这样的宣示是必要的："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我代表国务院，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个工作报告的修辞技艺、叙事方式是当时中国政治话语的杰出模本。制定出的宪法最终是为"人民"准备的而不适用于被排斥在宪法之外的"敌人"，因而，宪法文本的读者与宪法文本的作者在特定语境下又是重合的。宪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党无疑是制定宪法的重要担当者。

"毛主席把"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主要条件之一，并且写进了我们的党章。"重大缺陷"就是这个逻辑逐步展开的结果。在中国的政治话语和实践中，有些语词是可以省略的，因为在特定的语境下这种省略并不影响对意义的判断。9Giovanni Sartori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Chatham ，N.J.：Chat ham HousePublishers ，1987），p.22.中译本见［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

七五宪法与1978年宪法在序言和总纲两个部分中分别做了不同的分述，文本明示或暗示了"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党坚守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是党领导国家必须奉行的基本国策。3 类似的表述还有"九大"通过的党的章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2在这里，"总章程"一词所表达的是这个宪法的性质，而"根本大法"的用语主要凸显的是修辞效果，强调宪法在党看来的重要性，而主要不是强调它的法律意义的重要性，因为文本真正具有法律意义的内容在宪法中既没占很大的篇幅，也不居于文本的优先地位。11［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一边是卑下的历史词汇："自力更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革命委员会"、"党的一元化领导".两者价值的高低、质量的优劣对任何一个"现在"的"我们"来讲是不言自明的。即是说，笔者首先把自己看作是这个文本真诚而保守的读者，读者对文本不享有为所欲为的权利。""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经验。

它的职权是：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接受外国使节，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它职权。"我们"的对立面是"他们"，"我们"如何定义也取决于"他们"这个他者的在场。

这也是七五宪法和现行宪法修辞技艺的优越之处。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耍两面派，用假相欺骗党，欺骗人民。

在这种发现上，一边是现实优越的词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宪法范围内活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则构成了"人民"的一部分，而凡是要确认"人民"身份的也就需加入到"我们"中来。这就是为什么党的"十大"政治报告和宪法既要除去有关"毛泽东思想"的夸张性修辞的同时，又必须重申"毛泽东思想"正统性的原因。事实上，它便于领袖对群众的动员，但未必能控制这种被动员起来的秩序。如此构造的文本结构暗示了这样一个原则立场：军事力量是政党性的而不是国家性的，党对军事力量的绝对领导是保证党领导国家的前提和基础，因而它自然由党的领袖掌控。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因健康原因，党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永远高举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是我国各族人民团结战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根本保证。这正是：不论一代人如何彻底地向前一代人宣战，但是和前一代人作战容易，要与他们截然不同很难。

人民是有限多数原则所指的大多数人。1978年宪法的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这可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直至60年代前，不提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缘由。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下，这个标尺还可以与阶级标准结合起来使用，当某个阶级被判断为最有作为的阶级的时候，这个阶级也就是最纯粹的人民。通过"他们"与"敌人"的构建，"我们"与"人民"这两个词汇就建立了一种关系。" 6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年事已高。

自此以后，中国宪法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各个时期的政治情景相联系，采用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表述方式加以表达和展示： 1978年宪法序言的第三自然段： 毛泽东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国家实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社会生产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第十条）。

而事实上，在逻辑上能解释为什么要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宪法，"九大"通过的"党章"所作的表述提供了最为充分的理由：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现行宪法则只在序言部分加以表达，使得宪法的文本结构更加清晰，包含有制宪者把党的意识形态与党的基本国策加以区分的意图。

文本如此重复使用的"人民"一词指涉的是什么，它与党、领袖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是值得解释的。而且，这也为后来宪法文本开放式的迭加提供了空间。